企业文化的内涵
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5000年的悠久历史和丰富多彩的内涵。作为东方文明的重要发端，中华文明不仅哺育了中华民族、大和民族、高丽民族等占世界人口1/4的黄种人，而且对整个人类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人类文明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们优秀企业文化建立起到深刻影响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如下。
一、入世精神
所谓入世精神，就是指积极地关心社会现实的人生态度。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积极入世的。作为中国主导文化的儒家思想，无论是先秦的孔孟之道，还是两汉以后的儒学，乃至程朱理学，其主旨是经世致用、教民化俗、兴邦治国。其主要信条，如“内圣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正德、利用、厚生”，“要言妙道不离人伦日物”等所宣传的都是这种思想。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要求将内在的修养外化为积极的是功。道家文化，看似玄虚奥妙、小鸡遁世，而其实质却是注重积聚自身的力量，最终实现“以柔克刚”“以弱胜强”“以少胜多”“以后争先”的目的，以“不争”作为“争”的手段，“无为”的背后是“无不为”。至于法家文化，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厉行法治，德刑并用，强调积极地治理社会，大胆地追求功利，具有更明显的现实精神。总之，以儒、道、法三家为主体的中国“黄色文明”的传统，其精髓是积极的入世精神，正是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几千年来激励着中华民族的艰苦的环境中，创造出灿烂的古代文化，锤炼出自尊自强的民族精神。
二、伦理中心
中国的古代社会，在意识形态上是一个以伦理为中心的社会。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孔子便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他说：“克己复礼为仁”。这里的“礼”，便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礼”作为宗法等级制度，具有外加的强制性；而“仁”的学说，则是要把“礼”的约束建立在道德教育的基础之上。到了后来，则演变成“三纲五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父为妻纲，以及仁、义、礼、智、信五德。“忠”和“孝”是维护“礼”的重要的道德标准，而其特点则是服从。这种伦理中心主义即重视维系人际关系的伦理纽带，有利于社会关系的稳定与和谐，它要求人们把自己看做家庭、社会的一员，并且时刻意识到自己在其中的责任；它把个人、家庭和国家的命运较为紧密地联系起来，使爱国主义和民族的整体感有了坚实的基础，有助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加强，从而成为树立社会责任感、提供民族凝聚力、发扬民族精神、促进社会稳定、建设优良企业文化的有力思想武器。
三、重义轻利
重义轻利的义利观，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观念之一。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进一步主张“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董仲舒则提出“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重义轻利的义利观，有其积极的社会意义。它提倡在物质利益面前要“克己”“寡欲”“见利思义，义而后取”；它鄙弃“嗟来之食”，不取“不义之财”。
四、中庸之道
中庸是中华民族文化中一个十分重要、独具特色的观点。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可见，儒家把中庸看做最高的道德。什么叫“中庸”？孔子并没给“中庸”一词下过精确的定义。汉朝郑玄这样注释《中庸》的题义：“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朱熹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现代有学者研究认为，孔子的中庸，是对矛盾两极均为“非”的事物的三分法，即此类矛盾发展有三种可能，即过、中、不及。在这三种可能中，人们应该取“中”。所谓中庸，就是要经常地坚持常理、常规、理想状态、度。
五、重视名节
与重义轻利密切相关的中华民族文化的另一个特点是重视名节，重视精神需要的满足。孟子有一段名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民族、国家的尊严和荣辱、个人的人格、信念和操守，被看得重于一切。这种思想，凝铸成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的《正气歌》和他为国捐躯、视死如归的伟大精神，正是我们民族精神的写照。
六、勤俭传统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黄河，狂暴的河；黄土，贫瘠的土。在如此严酷的自然环境中孕育的中华民族，依靠自己的勤劳和节俭，争生存，求发展。自古以来，我们民族就以勤俭为大德、奢侈为大恶，主张“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唐代诗人李商隐在《咏史》诗中道：“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七、廉洁意识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人们总是把官吏划分为清官与贪官，颂扬廉洁公正的清官，贬斥腐败昏庸的贪官。这种廉洁意识融进了民族的传统文化之中，具有十分深刻的内涵。古人云，“公生明，廉生威”，“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
八、家庭观念
中国意识形态的传统是家庭观念。“黄色文明”发端于农耕社会，社会的基本细胞是家庭。子从父、妻从夫，兄弟友爱、姐妹互助，这种家庭观念既包含整体感、骨肉情，又包含家长意识和服从意识。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家庭伦理是社会伦理的基础。皇帝叫“万岁爷”，官吏叫“父母官”，徒弟侍奉师傅严守“师徒如父子”的古训，百姓称呼众人常用“父老兄弟”的惯语。
九、任人唯贤
由于伦理中心主义的影响及长期文官统治的历史，中国自古十分重视人事。“知人善任”历年被认为是“治国平天下”必备才能。大凡有成就的英明君主及其谋士，总是倡导“任人唯贤”的路线。《韩非子》中提出，“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拔于卒武”，主张任用有实践经验和成绩突出的人才，并指出，“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用这种赏罚分明，循名责实的办法，造成任人唯贤的开明局面。三国时期著名政治家诸葛亮指出，“治国之要，务在举贤”，“唯官设人者治，为人设官者乱”，“赏罚不避怨仇”，“诛罚不避亲戚”。
十、辩证思维
“黄色文明”是龙的子孙在几千年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过程中形成的。复杂的斗争，成功和失败两方面的深刻启示，使中华民族逐渐形成了朴素的辩证思维方法，这在《老子》《易经》《孙子兵法》等典籍中有集中的表现。中国朴素的辩证思维方法，首先表现在思维整体观方面。中国人习惯于从整体到个体，从整体中把握个体。中国的朴素辩证思维方法，还表现在转换观上。“物极必反”“相反相成”的思想，在2000年多年前就已经形成和普遍运用于战争、政治斗争和经商活动中。《老子》中“以顺待逆，以逸待劳，以卑待骄，以静待躁”的后发制人思想；“以弱胜强，以柔克刚，以退为进”的斗争策略；“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予之”的欲擒故纵方法……《孙子兵法》中“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不战而胜，是为上策”的战略思想；“避实而击虚”，“因敌变化而取胜”的应变策略；“令之以文，齐之以威”，“令民与上同意”的带兵原则；“千军易找，一将难求”，“将者，智、信、仁、勇、严也”的人事哲学；以及三十六计的具体谋略……
一、入世精神
所谓入世精神，就是指积极地关心社会现实的人生态度。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积极入世的。作为中国主导文化的儒家思想，无论是先秦的孔孟之道，还是两汉以后的儒学，乃至程朱理学，其主旨是经世致用、教民化俗、兴邦治国。其主要信条，如“内圣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正德、利用、厚生”，“要言妙道不离人伦日物”等所宣传的都是这种思想。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要求将内在的修养外化为积极的是功。道家文化，看似玄虚奥妙、小鸡遁世，而其实质却是注重积聚自身的力量，最终实现“以柔克刚”“以弱胜强”“以少胜多”“以后争先”的目的，以“不争”作为“争”的手段，“无为”的背后是“无不为”。至于法家文化，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厉行法治，德刑并用，强调积极地治理社会，大胆地追求功利，具有更明显的现实精神。总之，以儒、道、法三家为主体的中国“黄色文明”的传统，其精髓是积极的入世精神，正是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几千年来激励着中华民族的艰苦的环境中，创造出灿烂的古代文化，锤炼出自尊自强的民族精神。
二、伦理中心
中国的古代社会，在意识形态上是一个以伦理为中心的社会。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孔子便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他说：“克己复礼为仁”。这里的“礼”，便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礼”作为宗法等级制度，具有外加的强制性；而“仁”的学说，则是要把“礼”的约束建立在道德教育的基础之上。到了后来，则演变成“三纲五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父为妻纲，以及仁、义、礼、智、信五德。“忠”和“孝”是维护“礼”的重要的道德标准，而其特点则是服从。这种伦理中心主义即重视维系人际关系的伦理纽带，有利于社会关系的稳定与和谐，它要求人们把自己看做家庭、社会的一员，并且时刻意识到自己在其中的责任；它把个人、家庭和国家的命运较为紧密地联系起来，使爱国主义和民族的整体感有了坚实的基础，有助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加强，从而成为树立社会责任感、提供民族凝聚力、发扬民族精神、促进社会稳定、建设优良企业文化的有力思想武器。
三、重义轻利
重义轻利的义利观，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观念之一。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进一步主张“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董仲舒则提出“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重义轻利的义利观，有其积极的社会意义。它提倡在物质利益面前要“克己”“寡欲”“见利思义，义而后取”；它鄙弃“嗟来之食”，不取“不义之财”。
四、中庸之道
中庸是中华民族文化中一个十分重要、独具特色的观点。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可见，儒家把中庸看做最高的道德。什么叫“中庸”？孔子并没给“中庸”一词下过精确的定义。汉朝郑玄这样注释《中庸》的题义：“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朱熹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现代有学者研究认为，孔子的中庸，是对矛盾两极均为“非”的事物的三分法，即此类矛盾发展有三种可能，即过、中、不及。在这三种可能中，人们应该取“中”。所谓中庸，就是要经常地坚持常理、常规、理想状态、度。
五、重视名节
与重义轻利密切相关的中华民族文化的另一个特点是重视名节，重视精神需要的满足。孟子有一段名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民族、国家的尊严和荣辱、个人的人格、信念和操守，被看得重于一切。这种思想，凝铸成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的《正气歌》和他为国捐躯、视死如归的伟大精神，正是我们民族精神的写照。
六、勤俭传统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黄河，狂暴的河；黄土，贫瘠的土。在如此严酷的自然环境中孕育的中华民族，依靠自己的勤劳和节俭，争生存，求发展。自古以来，我们民族就以勤俭为大德、奢侈为大恶，主张“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唐代诗人李商隐在《咏史》诗中道：“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七、廉洁意识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人们总是把官吏划分为清官与贪官，颂扬廉洁公正的清官，贬斥腐败昏庸的贪官。这种廉洁意识融进了民族的传统文化之中，具有十分深刻的内涵。古人云，“公生明，廉生威”，“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
八、家庭观念
中国意识形态的传统是家庭观念。“黄色文明”发端于农耕社会，社会的基本细胞是家庭。子从父、妻从夫，兄弟友爱、姐妹互助，这种家庭观念既包含整体感、骨肉情，又包含家长意识和服从意识。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家庭伦理是社会伦理的基础。皇帝叫“万岁爷”，官吏叫“父母官”，徒弟侍奉师傅严守“师徒如父子”的古训，百姓称呼众人常用“父老兄弟”的惯语。
九、任人唯贤
由于伦理中心主义的影响及长期文官统治的历史，中国自古十分重视人事。“知人善任”历年被认为是“治国平天下”必备才能。大凡有成就的英明君主及其谋士，总是倡导“任人唯贤”的路线。《韩非子》中提出，“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拔于卒武”，主张任用有实践经验和成绩突出的人才，并指出，“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用这种赏罚分明，循名责实的办法，造成任人唯贤的开明局面。三国时期著名政治家诸葛亮指出，“治国之要，务在举贤”，“唯官设人者治，为人设官者乱”，“赏罚不避怨仇”，“诛罚不避亲戚”。
十、辩证思维
“黄色文明”是龙的子孙在几千年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过程中形成的。复杂的斗争，成功和失败两方面的深刻启示，使中华民族逐渐形成了朴素的辩证思维方法，这在《老子》《易经》《孙子兵法》等典籍中有集中的表现。中国朴素的辩证思维方法，首先表现在思维整体观方面。中国人习惯于从整体到个体，从整体中把握个体。中国的朴素辩证思维方法，还表现在转换观上。“物极必反”“相反相成”的思想，在2000年多年前就已经形成和普遍运用于战争、政治斗争和经商活动中。《老子》中“以顺待逆，以逸待劳，以卑待骄，以静待躁”的后发制人思想；“以弱胜强，以柔克刚，以退为进”的斗争策略；“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予之”的欲擒故纵方法……《孙子兵法》中“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不战而胜，是为上策”的战略思想；“避实而击虚”，“因敌变化而取胜”的应变策略；“令之以文，齐之以威”，“令民与上同意”的带兵原则；“千军易找，一将难求”，“将者，智、信、仁、勇、严也”的人事哲学；以及三十六计的具体谋略……